作者：富丽娟1，赵晓静1，胡微1，张明明1，皮林1，崔炜2
单位：1.医院心内科；2.医院心内科
摘要目的
探讨心房颤动（atrialfibrillation,AF）患者血清可溶性人基质裂解素2（solublesuppressionoftumorigenicity2,sST2）、爱帕琳肽（apelin）、N末端脑钠肽前体（N-terminalpro-brainnatriureticpeptide,NT-proBNT）、左心房内径及炎症因子间的关系。
方法
年2月到年2月，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择在医院门诊、住院患者70例[AF组40例、器质性心脏病非AF组（NAF组）30例]及健康查体者30名（健康对照组）。检测3组入选者的血清sST-2、apelin、NT-ProBNP、C反应蛋白（C-reactiveprotein，CRP）浓度，采用超声检查左心房内径并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AF组、NAF组与健康对照组的左心房内径分别为（44.22±2.09）mm、（37.59±3.19）mm和（34.59±1.48）mm，两两对比差异都有统计学意义（P0.05）。AF组血清sST-2、NT-ProBNP、CRP浓度高于NAF组与健康对照组，apelin低于NAF组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NAF组上述指标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AF组中，直线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左心房内径与血清sST-2、NT-ProBNP、CRP浓度呈现显著正相关性（P0.05），与血清apelin浓度呈现显著负相关性（P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与AF左心房内径有关的因素有sST-2、NT-ProBNP、CRP、apelin、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肌酐、尿酸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sST-2（OR=3.）、NT-ProBNP（OR=3.）、CRP（OR=1.）、apelin（OR=2.）为影响AF左心房内径的独立因素（P0.05）。
结论
AF患者伴随有左心房内径的扩大与血清sST-2、apelin、NT-ProBNP、CRP的分泌异常，上述指标存在相关性。sST-2、apelin、NT-ProBNP、CRP为影响AF患者左心房内径的独立因素。
心房颤动（atrialfibrillation,AF）是临床上十分常见的心律失常，是指患者心房发生~次/min的不规则冲动，从而引起不协调性的心房乱颤[1]。该病当前在我国人群发病率为0.5%左右，以中老年人多见[2]。AF除了诱发或加重心力衰竭外，还可增加血栓栓塞等并发症的发生率，使得患者的致残率与病死率显著增加。AF的具体发病机制还不明确，不过该病的发生与心房肌有效不应期变短、心房解剖及功能障碍性折返、心房体积变大等多种因素有关[3-4]。近年认为AF的发生和维持与心房重构有关，与左心房内径有很好的相关性[5]。可溶性人基质裂解素2（solublesuppressionoftumorigenicity2,sST2）是心肌细胞受到生物机械牵拉后分泌的一种蛋白质，早期进展的AF患者血清中可发现sST2，为早期干预提供预警[6-7]。apelin是一种具有正性肌力、调节免疫反应、降压、舒张血管等心血管活性调节物质，AF患者的apelin浓度显著降低[8-9]，但是apelin是否通过调节自主神经功能参与了AF的发生、发展还无相关分析。N末端脑钠肽前体（N-terminalpro-brainnatriureticpeptide,NT-proBNT）由32个氨基酸组成，具有扩血管、利钠、利尿的作用，NT-proBNT可预测AF伴轻度心力衰竭患者电复律后AF的复发，也可预测心脏外科手术术后AF的发生[10-11]。现代研究表明多种炎症因子与AF相关，C反应蛋白（C-reactiveprotein，CRP）是组织损伤的一种非特异性反应，是由慢性炎症引发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12-13]。本文具体探讨了AF患者血sST-2、apelin、NT-ProBNP、左心房内径及炎症因子间的关系。现总结报道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为年2月到年2月。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择在医院门诊、住院患者及健康查体者例，分为3组。（1）AF组40例，动态心电图确诊为AF，AF发生时间在1周~6个月，其中男23例，女17例；年龄（55.29±2.29）岁；原发疾病：原发性高血压（高血压）10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15例，心脏瓣膜病10例，心肌病5例；心功能Ⅱ级16例，心功能Ⅲ级10例，心功能Ⅳ级14例。（2）器质性心脏病非AF组（NAF组）30例，为住院患者中无心律失常病史者，其中男18例，女12例，年龄（54.29±4.29）岁；原发疾病：高血压12例，冠心病10例，心脏瓣膜病8例，心肌病2例；心功能Ⅱ级12例，心功能Ⅲ级8例，心功能Ⅳ级10例。（3）健康对照组30例，同期于本院体检中心或门诊经体检健康正常者，心电图、超声心动图、X线胸片等检查均正常，其中男17例，女13例；年龄（55.01±3.10）岁。3组入选者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排除标准：6个月内发生脑梗死或脑出血的患者；肝及肾功能不全、甲状腺疾病、电解质紊乱未纠正的患者；近期大的创伤或手术史患者；合并感染、恶性肿瘤、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已经安装了永久起搏器的AF患者；妊娠与哺乳期妇女；临床资料缺项的患者。所有入选者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了此次研究。
1.2血清sST-2、apelin、NT-ProBNP、CRP浓度检测
所有入选者都于清晨空腹从肘静脉采血2mL，抗凝后在在-20℃冰箱中静置60min，r/min离心10min，取上层血清后选择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sST-2、apelin、NT-ProBNP、CRP浓度。sST-2测定试剂盒由北京北方伟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apelin测定试剂盒由上海生工公司提供，NT-ProBNP、CRP由大连TAKARA公司提供。
1.3左心房内径测定
所有AF组与NAF组患者行心脏超声检查，评价心脏及瓣膜结构与功能，测量左心房前后径（LAD）数值。详细询问所有入选者的现病史和既往史，检查生命体征及一般情况，确定心功能分级[纽约心脏协会（NewYorkHeartAssociation,NYHA）]，记录AF组与NAF组患者的生化检测指标。
1.4统计学分析
选择SPSS18.00软件对本研究的计数数据与计量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及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采用直线相关分析，危险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为α=0.05，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3组研究对象的生化检查指标比较
3组研究对象的血清三酰甘油、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肌酐、尿酸浓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1。
2.23组研究对象的左心房内径比较
AF组、NAF组与健康对照组的左心房内径分别为（44.22±2.09）mm、（37.59±3.19）mm和（34.59±1.48）mm，两两比较差异都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血清sST-2、apelin、NT-ProBNP、CRP浓度对比
AF组的血清sST-2、NT-ProBNP、CRP浓度高于NAF组与健康对照组，apelin低于NAF组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NAF组与健康对照组上述指标的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2。
2.4相关性分析结果
在AF组中，直线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左心房内径与sST-2、NT-ProBNP、CRP呈现显著正相关性（P0.05），与apelin呈现显著负相关性（P0.05），见表3。
2.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与AF左心房内径有关的因素有sST-2、NT-ProBNP、CRP、apelin、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肌酐、尿酸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sST-2（OR=3.）、NT-ProBNP（OR=3.）、CRP（OR=1.）、apelin（OR=2.）为影响AF左心房内径的独立因素（P0.05），见表4。
3讨论
AF是临床最常见的房性心律失常，可增加患者的致残率、致死率[14]。特别是阵发性AF不合并其他的心血管疾病，且发作具有不确定性，导致临床的就诊率、检出率均较低[15]。AF可显著增加高血压性心脏病、心肌病、二尖瓣疾病、缺血性心脏病等致死或致残率[16-17]。
AF的具体发病机制还不明确，涉及到异位兴奋的触发学说及折返、多子波学等多种理论，不过心房的结构重构是AF发生的确认基础[18]。本研究结果显示，AF组、NAF组与健康对照组的左心房内径比较，差异都有统计学意义（P0.05）。左心房内径已被公认与AF的发生及持续密切相关，并有报道认为左心房内径是AF发展的独立危险因素。相关研究表明左心房内径是心房内同时存在折返性子波数量的决定因素之一，左心房内径越大，折返性子波数量就越多，AF也越容易被引发；左心房内径每增加2mm的时候，发生AF的风险将增加20%[19]。而当心房肌肉组织发生炎性反应的时候，可改变心肌细胞的电生理，促进了折返的形成，从而诱发AF的形成[20]。
本研究结果显示，AF组的血清sST-2、NT-ProBNP、CRP浓度高于NAF组与健康对照组，血清apelin浓度低于NAF组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NAF组与健康对照组上述指标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sST-2属于白细胞介（interleukin，IL）-1受体/Toll样家族，胞内均含有Toll/IL-1R结构域，可通过与特异性配体IL-33结合发挥作用。当心脏的压力及容量负荷增大时，sST-2的表达显著升高[21]。sST-2与IL-33结合，通过提高辅助性T细胞（Th2）的免疫反应，可抑制心肌纤维化与细胞凋亡，从而保护心脏[22]。Apelin是一种新的心血管活性多肽，由3个外显子和2个内含子组成apelin主要是在心房合成，具有正性肌力、降压、舒张血管、调节免疫反应等多种生物学效应。Apelin可能通过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oS）途径抑制心肌肥大及心房纤维化，也能够抑制血管紧张素Ⅱ（AngⅡ）诱导的心肌细胞肥大[23]。NT-ProBNP是利钠肽类的一种肽类激素，在心房内NT-ProBNP的mRNA浓度和NT-ProBNP的生成量随着心房压力紧张性的增加而上升[24]。AF时血流动力学的紊乱加重了心房的结构重构，心室充盈受损可促使脑钠肽释放；另外AF时心房不规则地收缩，能量过分消耗使心肌缺血发生，最终导致心室功能不良，也会导致心室脑钠肽也释放入血[25]。同时部分AF患者常伴有基础心血管疾病，可直接引起NT-ProBNP浓度增加，也是脑钠肽释放增加的重要原因[26]。炎症反应在AF的发生和维持中起着重要作用，AF患者中血清CRP浓度显著升高，表明其参与了AF发生的病理生理机制[27]。CRP为一种肝脏合成的急时相反应蛋白，CPR的异常表达可能贯穿于AF发生启动和维持发展的整个过程。AF时心房肌细胞受损，可使得心肌细胞内钙超载，引起电生理重构，导致心房结构重构[28]。
本研究直线相关分析结果析显示，AF患者的左心房内径与sST-2、NT-ProBNP、CRP呈现显著正相关性（P0.05），与apelin呈现显著负相关性（P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AF患者左心房内径有关的因素有sST-2、NT-ProBNP、CRP、apelin、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肌酐、尿酸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sST-2、NT-ProBNP、CRP、apelin为影响AF患者左心房内径的独立因素（P0.05）。从机制上分析，sST-2竞争IL-33的结合位点，可造成辅助性T细胞1/辅助性T细胞2（Th1/Th2）比值失衡，造成免疫功能及炎症细胞因子释放紊乱，从而可能参与左心室重构过程[30]。血清中过多的sST2可使心肌在受到机械应力损伤时缺乏足够的IL-33保护作用，进而发生心肌重构[31]。Apelin可促进生成一氧化氮，可能通过调节炎症状态、抗氧化作用参与AF的发生、发展；并且apelin可调节免疫炎症因子的生成，从而对心房电生理重构起积极作用[32]。AF时NT-ProBNP浓度增高可能与心房的增大、纤维化和脂质变性等病理变化相关；NT-ProBNP浓度随着心房的增大而增大，心房扩大是促使BNP分泌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同类型AF患者其CRP浓度存在一定的差异，阵发性AF患者低于持续性AF患者，炎症可导致心房的重构与纤维化，从而参与了AF的发生与维持[33]；并且CPR的持续分泌不仅诱发了AF的发生，还导致了心房的结构重构，对AF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的作用[34-25]。
总之，本研究创新性认为AF患者伴随有左心房内径的扩大与血清sST-2、apelin、NT-ProBNP、CRP的分泌异常，上述指标存在相关性。sST-2、apelin、NT-ProBNP、CRP为影响AF患者左心房内径的独立因素。不过本研究也有一定的缺陷，纳入的患者数目比较少，且各种指标的检测易受年龄、肾功能及体质量等影响，将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行深入分析。
参考文献（略）
敬请
